形形色色的農村“校車” 李宏宇繪

　　撤點并校，“校車”需求旺盛

　　每周日下午3點，家住湖南省永興縣悅來鄉侯家村的侯建華就開始吆喝著，約上村子里有孩子在鎮上讀書的10多戶鄰居，一起把孩子們送上一輛租來的面包車。

　　“小孩在鎮里的初中寄宿，一個禮拜回家一次。學校里沒有專門的車接送，我們就合租了這臺面包車。星期五去學校接，星期日再從村口送到學校。”在侯建華的腦海中，沒有“校車”的概念，合伙租車是最佳選擇了。

　　近年來，農村人口出生率下降，且農村青壯年外出務工帶走了部分孩子，農村適齡兒童減少，許多農村中小學停辦了。在甘肅省慶陽市，2001年至2010年小學數量從2479所銳減至1516所，公立幼兒園從199所銳減至55所。在江蘇省邳州市，早些年的“村村有小學”變成了如今的“3個村有1所小學”。

　　同時，學校分布也日趨向縣城和鄉鎮集中。吉林省縣城學校數量占全部學校數量的比例由撤點并校前的8.3%增至22.6%，鄉鎮學校由19.2%增至39.2%，而農村學校由74.5%降至38.3%。

　　“我讀五年級了，家離學校有六里路，走路太遠了，爸爸媽媽不放心，就要我搭這輛面包車上學、回家。這么大點的車廂，裝進了10幾個同學，我們就像塞進了罐子里，氣都透不過來。”湖南省岳陽縣公田鎮一位名叫陳希的小學生滿臉委屈。

　　陳希并非孤例，撤點并校讓原本在村里讀書的孩子開始搭車去鄉鎮甚至縣城上學。據調查，甘肅慶陽市撤點并校前，幼兒園、小學的覆蓋半徑不超過1.5公里，初中的覆蓋半徑不超過5公里。如今，幼兒、小學生平均上學距離3.1公里，初中生8.2公里，最遠達15公里。平均單程上學所需時間，初中生為70分鐘，幼兒、小學生約為40分鐘。

　　于是，“校車”開始在農村地區蔓延。每到上學、放學的高峰期，農村中小學校門口，通常就會看到一群群孩子從租用的面包車或者敞篷三輪車里上下。

　　此外，“校車”也成為民辦、私立學校謀利的重要途徑。近年來，這類學校開始在農村地區盛行，并且多以盈利為目的。為了搶奪生源，常常推出學生接送服務。可是，由于需接送的學生數量多，又沒有政府財力物力支持，于是，非法改裝并超載駕駛的校車屢見不鮮。

　　“校車”亂象，事故此起彼伏

　　2011年11月16日9時，甘肅省慶陽市正寧縣榆林子鎮的一所幼兒園校車與一輛運煤貨車迎面相撞，造成19名幼兒、1名司機及1名陪護教師死亡，44人受傷。

　　2011年12月12日17時，江蘇徐州市豐縣首羨鎮的一輛校車為躲避前方一輛人力三輪車發生側翻，掉落路邊河溝中，造成15人死亡，8人受傷。

　　孩子們在瞬間失去了生命，來不及想更來不及問：“校車為何如此不安全?”

　　2010年7月1日，《專用小學生校車安全技術條件》正式實施，標準對小學生校車安全帶、安裝“汽車黑匣子”、至少應設兩個應急出口、雙層客車和鉸接客車均不得作為校車等都作了詳細規定。

　　可是，標準實施以來，這一規定難以著陸。2010年12月27日，湖南衡南縣松江鎮一輛搭載19名學生的三輪摩托車墜河，造成14名學生死亡。事故發生后，衡南縣公安局交警大隊指出，全縣共249所農村學校，到交警大隊備案并辦理了相關手續的校車僅68輛，這68輛基本上沒有學校自購的校車。

　　“學校財力不濟，難以滿足學生上下學的校車需求。每到周末，我校就有900人需要乘車回家。有的由家長接送，有的乘公交車，有的就不得不搭乘一些破舊、報廢的面包車、三輪摩托車和低速貨車。”吉林柳河縣實驗小學校長柳梅說。

　　廣東省梅州市，一輛限載半噸的小貨車，車廂被圍了鐵柵欄，原本只能拉3頭牛的車上，居然站了50多名學生。

　　安徽省安慶市，交警發現一輛校車走著S型路線，經查，核載7人的小型客車實載21名學生。司機打開車門時，濃濃的酒味撲面而來。

　　江蘇省如皋市，一輛7座的微型面包車內，塞進了二三十個孩子。一名僅入園兩天的4歲女孩吳某，由于車內人多擁擠，最終窒息身亡。

　　超員駕駛、司機酒駕、被遺忘的孩童在車上窒息……缺少駕駛證、行駛證、未經公安部門備案的個體私營車輛(俗稱“黑校車”)在鄉村“大行其道”，猶如一個個移動的“炸彈”，隨時可能吞噬孩子的生命。

　　監管缺位，困惑“校車”安全

　　“管不到啊!我們沒有執法權，能做的只是教育孩子們注意乘車安全，盡量不搭改造過的車或者破舊車。”湖南省平江縣官塘鎮中心小學馬楷模老師說，“同時，要求家長與學校簽訂免責協議書，如果在校外乘車出了安全事故，由家長與車主自行協商解決。”話語中，透露著學校的無奈。

　　“家里兩個孩子每天5點半起床，乘私人經營的校車前往15公里外的鄉中學上學，每月需交‘校車費’320元，這就已經占了家庭收入的2/3。如果乘坐正規校車，費用豈不是更高?”湖南省平江縣河東鄉楊梅村村民說。一方面是家庭的經濟拮據，一方面是孩子的安全，村民的臉上掛滿了憂愁與矛盾。

　　目前，湖南省平江縣的農村交警中隊只有2至3個民警，平均管轄4個鄉鎮。其他地方也差不多。甘肅省慶陽市交警支隊實有警力153人，平均每名民警管轄道路73.2公里。其中，正寧縣交警大隊共有5名民警，無法承擔縣鄉道路全面巡邏管控任務，很難及時查處校車的違法行為。

　　“公安交管部門警力不足的問題日益突出，在全力確保主要國、省道交通安全的基礎上，很難再有力量對鄉村公路進行長期有效的監控。”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相關負責人介紹，“近年來，我們多次開展集中整治，但效果缺乏長期保障。整治時，這些車輛就暫時停運，等交警一走，這些車輛又上路了。”

　　此外，較為惡劣的路況也是農村地區校車安全事故的重要誘因。雖然吉林省大安市政府統一購買了寬2.32米的校車，但樂勝鄉明德中學周邊道路路寬不足4米，車輛會車、超車橫向間距不足，依舊存在較大的安全隱患。在湖南省平江縣楊梅村，孩子們在去往河東農村中學的途中，有一段6公里的水泥路僅有3.5米寬，并且大部分臨水臨崖，路側缺乏必要的防撞和隔離設施，一旦發生事故，后果不堪設想。

　　齊抓共管，建設“綠色通道”

　　由政府采取每名學生每天補助1元，補貼車主的運營收入，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區政府采取“政府統籌、財政補貼、納入預算、解決運力”的方法，規范管理私人營運的“校車”。

　　當地鄉鎮政府對轄區符合安全要求的車輛和需要乘車的學生數量進行摸底后，組織教育、交警等部門對這些車輛及其駕駛人員進行資格審查。如果審查通過，就獲取“接送學生校車”專用標志、一些稅費減免和補貼。

　　如今，宣州區“接送學生校車”已經發展到570輛，廣受群眾歡迎。但是，“校車服務及其安全問題的背后是復雜的社會管理問題，涉及經濟發展水平、教育均衡發展、道路交通建設和管理等諸多因素。”清華大學(招生辦)教授余凌云說，“不同地區，校車的發展策略應該有所不同，政府及有關部門需要有針對性地明確自身定位，履行應盡職責，滿足農村地區校車需求的同時，保障孩子們的安全。”

　　“校車的發展，源自于撤點并校。”中國政法大學(招生辦)教授王敬波表示，“為此，應當考慮將學生上下學安全出行作為農村地區撤點并校的前置條件。對不符合條件的，暫緩撤點并校，甚至改為送老師下鄉和增加寄宿學校等。對符合條件的，可以考慮發展公共交通。唯有提前規劃，合理提供校車服務，才能減少校車安全隱患。”

　　“校車服務其實是‘學校后勤保障社會化’的問題，是一個全社會需要共同承擔的問題。現階段，個體經營的中小學生、幼兒接送車輛仍有相當大的數量，一些民辦、私立學校因搶奪生源造成了校車虛假繁榮。”北京師范大學(微博)教授袁桂林說，“對此，相關部門應該盡快出臺相關安全管理措施，采取收購整編等方法，將這些車輛納入校車安全管理制度，通過規范化管理，保障學生安全出行。”

　　“從長遠來說，應明確性質，區分責任。校車服務，是公益性事業，還是企業化發展?不同的回答，就會有不同的校車安全工作機制和不同的安全責任主體。”袁桂林補充道，“政府應該加強制度建設，健全工作機制，明確教育、公安、交通、安監等部門的職責，明確企業、學校乃至家長的義務，加強對校車運營各個環節的安全監管。”

　　2011年底，國務院相關部門積極制定《校車安全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并且向社會征求意見。有群眾反映，安監部門應盡快建立健全校車安全標準;交通部門應加強農村道路建設，抓緊完善農村地區校車線路及周邊的交通安全設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