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上午，曲靖市陸良縣法院審理了一起幼兒園校車司機資某涉嫌危險駕駛罪案件，資某當庭被判決危險駕駛罪罪名成立，判處拘役3個月，罰金1萬元。據悉，這是曲靖市首例校車司機因嚴重超員被判刑的案件，屬全省第二例。

　　超載本身就是危險駕駛，存在重大安全隱患，加之幼兒園的孩子根本不具備自救能力，一旦發生事故，后果往往不堪設想。同時也不難推斷，校車超載到如此瘋狂的地步，其他方面的安全措施無疑也是形同虛設。這意味著，需要關注的不僅僅是一輛危險駕駛的校車，更是一些農村地區校園安全防線的脆弱現狀。

　　法理而言，校車司機因危險駕駛被刑拘，沒有任何疑問。把未成年人置于危險境地，就是一種犯罪。而作為曲靖市首例、云南省第二例校車司機因嚴重超載而被判刑的案例，其警示意義顯然也不容忽視。

　　然而，校車超載，該問責的僅僅是司機嗎?鑒于校車事故的頻發多發且后果極為慘烈，國務院于2012年3月28日出臺《校車安全管理條例》。該《條例》總結起來就是兩句話，一是校車必須達到國家標準，二是資金由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分擔。按這樣的立法精神，學校其實沒有理由為了節約成本而去冒險做違法犯罪之事。問題是，校車經費去哪兒了?

　　是不是學校承擔了原本應該由政府財政承擔的校車經費?這種責任的錯位，是不是讓監管部門對校車超載等問題采取了一種默認、至少是不主動打擊的妥協態度?有理由相信，對于一些農村地區辦學條件較差的小學和幼兒園，按需要配備標準的校車是超出能力范圍之外的事情，因而校車超載絕非個案。換言之，法辦司機的個案意義終究是有限的，并不能換來真正的校園安全。

　　不出事則不當回事，一出事則追悔莫及，校車安全必須走出這樣的治理怪圈。可以理解地方財政的捉襟見肘，可以想象農村不發達地區教育現狀的復雜，但每一個孩子都是天使，為他們配備一輛安全的校車，不需要任何理由。